被同乡摇醒的时候,长途车已经进了东莞。
对我来说这是只存在于传说里的大城市,只是第一次来的我还没机会好好欣赏下这里的霓虹夜灯,连东莞和三镇是什么关系都没搞清楚,便被塞进一辆面包车拉进了工作的鞋厂。
交身份证,填表,吃饭,发工服,工厂人事安排这一套流程行云流水,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一把宿舍钥匙便已经交到了我手里。
宿舍是二十一人间,上下排的铁架床放的满满当当。房间闷得像蒸笼,推开门就是一股腌入味的脚臭,广东特产的双马尾在床下肆意撒欢。
铺好凉席还没休息一会,又被叫去集合开会,说新来的都要上夜班。
因为来时在车上睡了个饱,我对此倒是没有太大意见。
只不过厂房这里比宿舍还热,胶水和皮革的气味呛得人头晕。
流水线被工友们戏称为“飞机拉”,传送带跑得飞快,几乎不给人抬头的时间。
我被分到给鞋刷胶的活,简单培训下就上了岗。
拉长是个四十来岁的本地人,隔一会就背着手在我们后面踱一圈,口里骂骂咧咧:“仲慢吞吞做咩呀?手脚快啲!做唔到就讲,唔想做就滚!日日偷懒,发黄瘟咩?”
我并不能完全听懂他骂的是什么,但我觉得要不是现在是二十一世纪的新中国,他高低手里得拿根皮鞭,看谁不爽就来上一下。
第一晚上工我就站了十二个钟头,中途就歇那么一小会。下工时指头僵的像根木棍,脑子里嗡嗡作响,鼻孔里黏着一层胶味,连早饭都吃不下。
年纪大的工友说新来的都这样,习惯就好了。我看了看他们,好像还真跟没事人一样,于是也打算沉下心好好干下去。
做到第二个礼拜的时候,我认识了阿芬。
阿芬也上夜班,工位就在我斜对面。
她模样秀气,不怎么说话。
那天早上下工前,管我们这条线的组长凑到她身边,手“不小心”蹭过她后背,又顺势往下滑。
看她身子一僵,没敢动,组长便咧着嘴笑:“一会来我宿舍,给你看个好东西。”
周围人都装作没看见。我却看不惯这个,跨前一步,挡在阿芬前面。
我个子高,常年在肉铺帮工练得肩宽背厚,往那儿一站,组长得仰头看我。
“你哦该咯?(你想干嘛)”我说。
组长脸色变了变,瞥了眼我沙包大的拳头,到底没吭声,扭头走了。
阿芬小声说了句“谢谢”,还邀请我跟她一起吃早餐。
看着她红宝石一样的晶莹耳垂,我感觉自己的春天来了。
那段时间我上工真的特别有劲,只要一偷闲就往对面的阿芬看一眼,有时还会跟她投来的视线撞在一起。都不说话,我会心一笑,她羞涩低头。
我读书不多,只知道有个词叫“尽在不言中”。
但没想到这有奔头的日子才过了几天,我便知道了另一个词,叫“东莞黑厂”。
那天晚上我去厂外的小卖部买烟,绕近路从宿舍楼后面走。这里平时没什么人来,我远远看见组长那屋亮着灯。
窗上映着两个人影,男的躺在床上,女的衣衫不整地坐在他身上。
早听工友说厂里有种东西叫露水夫妻,我本来没在意,只是暗暗吐槽他们办事也不拉窗帘。可那女的抬手拢头发时,侧脸被灯光照得一清二楚。
是阿芬。
她明显也注意到了我,喊了一声挣扎着要起来,可身下的男人却像是受了某种刺激,猛地卡住她的腰,加快动作把她顶的一起一伏。
我愣在原地,烟也没买,转身往回走。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,只觉得有些闷。
第二天我上白班,阿芬和组长都没来。做到一半,车间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,说我试用期不合格,还影响生产秩序,让我立刻收拾东西走人。
我去财务室结工钱,又被告知未做满整月,按厂规无薪清退。争了几句,里面的人眼皮一抬:“再闹叫保安了。”
“……那你把身份证还我。”
那人斜睨我一眼,嗤笑了声,打开抽屉,从一堆身份证里翻出一张扔给我。
幸好他没直接扔地上,不然我真的会忍不住一拳砸他脸上。
我提着一个红色塑料桶走出厂门,桶里只有一套洗漱用品,一卷凉席,半包没吃完的饼干。肩上的蛇皮袋里装着带来的几件衣服。
后来网络上的人都爱讲提桶跑路,虽然严格来讲我是被开除不算跑路,但的的确确只提着一个桶。
鞋厂离长安镇不算远,也就几十里地。我一边走一边问路,在天刚刚擦黑的时候走回了镇上。
蹲在那天下车的长途车站门口抽了两根烟,我转头去一边的夜市摊点了份三块五的炒粉。
从家里带出来的钱还剩二百块,去问了下小旅馆住一晚最少十五,我扭头就走。
沿着马路漫无目的地晃了不知多久,我来到一座水泥桥底下。桥洞黑黢黢的,角落里蜷着几团影子,空间里回荡着一股尿骚味。
找了个靠近洞口的位置,我铺开草席躺了下去。
头顶上的车一辆接一辆碾过,震得水泥板簌簌落灰。旁边有人翻身,咳嗽,塑料纸哗啦啦地响。
我睁着眼,看着桥缝里漏进来那一线路灯的光,嘴里像是还弥散着鞋胶的味道。